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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创新引领苏州创新发展

阅读次数:297    编辑:苏州民进    发布日期:2016-12-20    来源:苏州民进


民进苏州市委主委   钱振明

当下,人们对苏州未来的发展已形成一种共识:走过去曾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的发展已难以为继,必须向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核心,企业是主体,但政府是关键。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必须通过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以及新商业模式创新,来提高竞争力。因此,努力进行技术创新,是企业的一种自觉行为。但是,科技创新有风险。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周期是否过长?新产品问世之后能否得到市场认可,获得预期收益?怎样防治研发的创新成果在短期内就被仿冒?一般的企业通常无力承担这种科技创新风险。于是,政府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十分重要的科技创新力量。提供科技创新政策,营造科技创新氛围,进行必要的科技创新投入,激励企业科技创新积极性,促进风险投资,分担创新风险,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责。

近年来,中共苏州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规定。2013年发布了《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2016年则连续作出《关于实施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五大行动计划的决定》《苏州市贯彻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实施方案》《关于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的若干措施》等政策规定,并实施了许多具体行动,对苏州科技创新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应该说,苏州已经是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创新型城市。权威机构发布的《中国城市创新报告》依据25项指标,对全国659个城市创新能力进行测评,苏州的创新能力连续多年位居地级市第1名。但是与先进城市相比,苏州还有不少差距。新兴产业还明显滞后于北京、杭州、深圳等先进城市。企业创新能力还是显得不足,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仅为1%,低于上海的3.4%、深圳的3.2%、杭州的2.98%。

与这些先进城市对比,苏州为什么会有差距?

深圳有个显著特点:它是一个移民城市,深圳人一直以来都有超强的创业意愿,而且特别敢于冒险。于是,民营科技企业的集聚,成为深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而民营科技企业在深圳集聚的同时,营造了一种新型政企关系。民营科技企业有事更愿意找市场而不是市长,更愿意在行业协会里沟通交流。放松政府管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是深圳创新发展的重要制度原因。

从深圳来看,政府治理模式是影响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的硅谷也是一个例证。硅谷作为一个高科技企业集群区,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管理机构。硅谷在地域上涉及许多城市,硅谷及这些城市所在的旧金山湾区有一个大都市区联合政府组织,即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协会的功能是规划湾区共同的未来,协调湾区土地利用、住宅、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由于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权限十分有限,非政府组织扮演了积极的作用。而企业在无过度干预,相反在只有财政税收激励的情况下,实现创新。

由此看来,政府的作用,究竟如何发挥才能更有利于科技创新,显得更为关键。这意味着,我们的政府在用心用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同时,自身也面临创新。我们需要用政府创新驱动科技创新,引领苏州新一轮创新发展。

所谓政府创新,就是探索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确保各种发展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政府创新,意味着政府原来的理念思路、角色定位、行为模式,都需要转变。

第一,要强化政府的创新意识。

政府的管理理念需要转变到创新上来,要确立全面创新、全程创新、全民创新观。杭州市在推进政府创新时,确定的基本理念是:政府要像企业关注顾客一样关心公众需求,整合社会资源。

第二,要准确设定政府的角色定位。

我们既不能夸大政府功能,让政府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在科技创新中,政府“无所不为”会导致“无所作为”。政府的科技创新投入太多或太散,或者没有绩效评估,可能导致经费的滥用。经费滥用,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同样,如果弱化政府功能,将科技创新活动完全置于市场左右,那就可能因市场的盲目性、趋利性导致科技创新活动受挫。所以,科技创新中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政府应当充当科技创新“掌舵者”的角色。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科技创新政策来宏观指导和引领科技创新。同时,更关键的是,要确保好的科技创新政策的执行。好的科技创新政策不能落地,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不严格执行或任意更改政策意图的阻碍政策执行的行为,都是枉然。因此,必须重视政策执行的监督考核机制,强化包括人大、政协在内的各种监督主体对科技创新政策执行的监督职能,把创新绩效纳入干部考核体系,提高科技创新政策执行力。

政府应是科技创新的“助推者”“护航者”。要致力于搭建创新服务平台,培育创新文化,营造鼓励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通过必要的直接投入助推企业研发投入。

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是形成良好创新氛围的重要条件。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了十条意见。苏州应当对照这些要求,尽快形成具体的办法,将中央的意见转化为具体的行政实践和司法实践。

为人才集聚提供政策和财政支持,是科技创新对政府的基本要求。深圳不仅重视杰出人才、高端高级人才,而且重视中初级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深圳实施的人才安居工程,2010年出台的政策,对中初级人才,也有租房补贴,标准是:博士为1000元/月,硕士为500元/月,学士为200元/月。2016年出台的《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实行更具竞争力的高精尖人才培养引进政策的同时,加大中初级人才住房政策支持。向新引进入户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发放一次性租房和生活补贴,本科每人1.5万元,硕士每人2.5万元,博士每人3万元。而苏州实施“姑苏人才”计划,主要对领军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重点人才给予特别支持。这与深圳还是有差距的。

第三,要优化政府机构设置,组建科委,强化政府科技创新主管部门的跨部门协调功能。

分析国内城市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的设置,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中国城市创新报告2015》公布的城市创新能力排名,副省级(含以上)城市创新能力名列前7名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天津、杭州、重庆、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机构都是“科学技术委员会”(深圳、广州市政府的科技主管部门是“科技创新委员会”),而不是科技局。“科委”,具有更多跨部门的协调功能。这是值得苏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时思考和借鉴的。

总之,苏州要在全省创新格局中发挥好引领作用,从政府自身创新做起,形成创新治理新体系,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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