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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红: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值得推崇

阅读次数:331    编辑:许红    发布日期:2016-08-02    来源:苏州民进

 

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值得推崇


读龙应台文有感


         最近看到朋友圈分享的一篇文章,题为《台湾作家龙应台评价于丹的演讲:害我差点晕倒在地……》,于丹的大名吸引我点开了原文。文章不长,读完却深有感慨。
      文章是台湾作家龙应台参加在大陆召开的“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后,以随笔形式写的亲历和感想。文中,她说:“两天的会议最重的戏是开幕式后请于丹做主题演讲,她谈中国文化。”于丹演讲之前,龙应台还是有些期待的,她是这样评价于丹的:“这是我第一次听于丹演讲,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于丹的想法。以前没有看过她的任何文字,但我并不反感她,一个教授能够弄得全国皆知,一定有其特长,这是任何多元社会都允许并鼓励的。即便她讲的有不符合学术甚至错误的地方,你也去讲,去纠正过来就行了,没有必要对她太过学术、太过刻薄。这是我以前对她的基本看法。”
      百家讲坛成就了于丹,一夜之间于丹就成了儒学专家,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言人,我也曾想静下心来感受一下大家的风范,可惜一是由于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二是曾在网上点开了于丹的演讲视频,听了十多分钟就关了,当时的印象是于丹讲得气势很大,但总觉有几分浮夸和做作,当然更多的是羞愧于自己文化涵养的不够。看龙应台对于丹的评价,仿佛有很多不愿苟同的地方,这倒引起了我探究的好奇。
      然后,龙应台说:“那次,她演讲起来如滔滔长江之水,唐诗宋词信口道来,旁征博引,这一讲,就是将近两个小时。也彻底破坏了我对她的看法。我听了不到五十句就开始感到不安,并且这不安越来越严重。”对于于丹面对来自世界33个国家的300位华文作家大讲“中国文化”,却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的“瞎扯”,她感到迷惑;对于于丹为了突出中国文化优越而对西方文化与宗教不以为然,并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就是看武侠小说长大,武侠里就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并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她感到脸红。而最让龙应台不安的则是于丹讲了一个故事:古代一个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 一个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应该是“三八二十四”,于是两人打赌,小和尚以头上帽子为赌注,那个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众人相持不下,就请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来评判。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混混是对的。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小和尚一路上都愤愤不平。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于丹随后解释了这则中国古代故事的禅机: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关于中国文化的高深之处,外国人弄不懂中国文化,说我们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但这故事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处,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时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
      “我听到这里差一点闭过气去!”龙应台用黑色字体,将这句话单列一行,为什么?她继续用黑色字体单列了一段话:“我的上帝、我的老天爷啊,这个故事没错,可如果把这个故事上升到中国文化的层面,这恰恰是整个中国文化挥之不去的糟粕与梦魇啊。”她深深地感到疑惑不解和不满:世界上有哪一个高深的文化可以灵活到“三八二十三”?这样的文化可能走出人治与人情的死结吗?严谨的科学与法治的现代社会能够在“三八二十三”的潜规则中诞生?但这就是于丹理解的中国文化,就是让她向外国人炫耀的中国文化? 我对于丹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对她没有任何恶意,也不想对这种很努力与成功的人士求全责备,但让我不解的问题是:一个堂堂的中国大学,竟然请一个娱乐人物来给300位海外华人讲演中国文化?是你们找不到更适合的人?还是你们自己也搞不明白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文化?
      这个小故事我恰巧不久之前也读过,作者的评价和导向与于丹的思想基本一致,就是要告诉读者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是正确的,是值得人们尊重的,这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富有哲理和懂得变通,甚至可以打破原则。当时读完故事后,我就觉得不舒服,觉得哪里不对,但是没有想明白,也没有继续深思和纠结下去。这次看到龙应台的评价后,我豁然了,也有一丝欣慰,至少我的感觉是正确的。龙应台把我的不舒服,我所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很明白的表达出来了。是的,我们确实应该理解和感动于那位老和尚的宅心仁厚,但是不应该赞扬和鼓励因“宅心仁厚”而放弃原则。正如龙应台反问的:这样的文化可能走出人治与人情的死结吗?中国人好像常常以“富有人情味”而自得,所以虽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却又常常以“原则上来讲”为借口,突破法律、规章的底线。以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为例,每个人都知道闯红灯不对,交通法规也有明文规定,但是实际情况是,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是常态,因此导致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而我们的交通法规似乎只对机动车有效,对行人、非机动车无效,或者说无能为力。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执法是讲“人情的”,一旦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发生了交通事故,责任总是往机动车一方推,因为机动车有保险,而行人、非机动车没有保险,是弱势群体,“伤者”或“死者”为大,人家都已经身体受损了,难道还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吗?难道不应该让机动车司机负责?反正也不是司机掏钱,有保险公司掏钱。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我们执法者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就很好的体现了于丹所谓的中国文化精髓。而正是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管理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难!马路上站再多的红袖章、志愿者也无法根治这个问题。我又联想到屡禁不止,在全国都发生,并还在不断发生的医闹事件。病人在医院死亡,且不论是什么原因,病人家属闹一闹,人是不可能复活,但至少可以有一定的经济赔偿,而且闹得越凶赔的越多。因为我们是一个“讲人情”的国家,舆论、民众,甚至处理方往往都是同情病人一方,因为大家都觉得不管怎么样,人都已经死了经济上补偿一下难道不应该吗?闹的人可以得利,当然要闹,于是老实本分、不会闹事的人家也开始出钱请职业医闹。
      小事可以“讲人情”,大事当然也可以“讲人情”,中国是个处处“讲人情”的国家,正是这种“讲人情”妨碍了中国法治化的进程。这种不讲原则,“讲人情”的文化往往鼓励支持的不是善,而是恶。故事中的混混不是善类,最后却不仅少付了钱,还赢得了小和尚的帽子,得意洋洋而去。现实中,所谓的“讲人情”不也是在扬恶抑善,帮助不善的人得逞,逼着好人去做无赖吗?这样的传统文化有什么值得我们推崇和骄傲的?!
      虽然没有读过龙应台的作品,但是这篇文章让我对她肃然起敬,因为她是个有思想,有良知的文化人。研讨会后参观林语堂纪念馆,她反思为什么这个时代出不了林语堂这样的文化大家,作为文化人的她深感到惭愧,同时她指出:不知道建议我们参访林语堂纪念馆的官员是否意识到,当今中国出不了林语堂,他们的责任一点也不比我们轻。说这句话是因为她了解到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好几位华语作家在得到大会邀请后激动得夜不能寐,准备了精彩的研究论文要发言与发表,作为海外游子对祖国的贡献。可是,他们的“贡献”几乎都由于内容敏感或者不适合在有领导参加的场合宣读而被婉拒。结果剩下的那些发言,无论从学术还是思想上,几乎连文化人于丹的演讲都不如。她意识到:问题不在于丹是否能够讲中国文化,而是其他人是否能够像于丹一样讲中国文化。如果只有那些半生不熟的人可以自由发挥,稍微有思想的就被限制甚至阉割,文化能够繁荣?民族还有希望吗?
      回台湾后,龙应台忍不住和周围的几位华人华侨讨论起于丹的演讲,那些 “作家们”的回答是:人家大陆那么穷,还如此奢华地招待我们,据说还高价请了于丹来演讲,我们有吃有喝,管那么多干啥?你别没良心了。再说,大陆也就这个水平,人家喜欢于丹,你就让他们喜欢,你的子孙又不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你紧张什么?我们尽量把亲戚朋友移民到海外吧。你老抱怨,小心他们下次不邀请你回来……
      身为中国人,台湾的作家们自然也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骨子里同样崇尚“讲人情”。而移民,也正是当下许多大陆的中国人的选择。是啊,这块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被破坏了,我们对她不满意了,我们可以抛弃她,举家迁移去更好的地方,但是,我们的根能够一起迁移走吗?!我们的民族本是安土重迁的,哪怕外出求生计,最终也要叶落归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格外珍惜和爱护我们的家园。但是这几十年来,为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们开始习惯到处迁移,我们的根已经开始松动,如今,我们又热衷于移民。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民族的根被彻底拔起,我们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还有什么可以寄托和依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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